李海卉

画家笔下的花卉、鸟兽、草木，常常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宋人《宣和画谱》说：“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绘画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将四季荣枯、万物风华尽数流于笔端。古人常将梅、兰、竹、菊称作“四君子”，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水仙、松枝、梅花、百合等合在一起，就是为迎接新年的岁朝图。近期出版的美术史中文新书，内容涉及中国古代书画、工艺美术、绘画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书籍制作也美轮美奂，在夏日清风中翻开它们，在这里可以与心仪的风物相遇。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花鸟被赋予不同的吉祥寓意。打开《应物而祥：明清花鸟画的另类视野》一书，满目都是荔枝、朱竹、牡丹、辛夷花、墨竹、柿子、葫芦等题材的画面，蕴含着大吉大利、富贵如意等美好的寓意。作者朱万章以另类视角来解读明清花鸟画中的吉祥画，内容有“明代绘画语境中的文徵明朱竹”“沈周的荔枝”“陈道复的辛夷花”“吴昌硕和齐白石的葫芦画”“鲁治《百花图》卷的画史意义”“‘岁朝图’中‘柿’的图像隐喻”等等。作者不仅探讨画作的艺术和鉴藏价值，也梳理了祥瑞题材绘画的审美与民俗等影响因素。

荔枝有“一本万利”“大利”之意，柿子代表“事事如意”，葫芦寓意“福禄”……“柿”与“事”谐音，故常常和柏枝、百合、橘或如意并列，有“百事大吉”“事事如意”之意。朱万章表示，因其所蕴含的吉祥寓意，“柿”在明清以来的“岁朝图”中时有出现，甚至充当了画龙点睛的角色。

为何在明清花鸟画中，祥瑞题材蔚为大观。作者认为，这跟明清时期的商业社会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开的商铺比宋元时期多出十倍以上，店铺开张都需要请人作画祝贺，所以明清时期祥瑞绘画大大增加了。“它们既是艺术市场的宠儿，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之下，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缩影。”

作为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先驱之一，喜龙仁的经典著述《中国画论：翻译与评述》《晚期中国绘画史》以及七卷本《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等，堪称中国绘画研究上的划时代巨作。尤其出版于1956年至1958年的《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乃喜龙仁巅峰之作，更滋养了以李铸晋、方闻、班宗华等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领域重要学者，成为研究中国绘画必备参考书。在英文版面世60多年后，《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的中译本近日出版。

喜龙仁在《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中使用了编年叙史的基本框架，喜龙仁曾五次来中国参观考察，因此书中得以收录了许多考古资料和难以得见的绘画精品。作为重要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学者，喜龙仁有着“20世纪欧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引路人”之称，也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大成者。

在面对所钟爱的杰作时，喜龙仁会用充满诗意的华美辞藻去描述画面上的每一个细节。比如他这样描述南宋夏珪的《溪山清远图》：“此画表现了连绵不断的山水景观，画上的不同主题如乐曲般彼此交汇贯通。画中的色调如波涛般有韵律地起伏：堤岸、松山、树木、茅屋、竹桥、岬角、深谷、水面、远帆都在雾气之中若隐若现。其中的主色调为黑色，暗处用深黑，明处则用灰色。根据物象的不同，画上的用笔有时是短皴，有时则是擦笔。这些笔墨均力道惊人，天机独运。它们用黑白二色编织出了一首极具表现力的交响乐——各种母题忽隐忽现，展现出大自然中无穷无尽的变化与运动。”

喜龙仁出生于芬兰，后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进入瑞典国立博物馆工作。喜龙仁酷爱旅行，他几乎每年都会花上一段时间出国旅行。一次，喜龙仁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邂逅了中国绘画。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的差别将喜龙仁引向中国绘画研究领域。喜龙仁意识到了中国人的绘画观与西方人截然不同，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绘画的本质。喜龙仁认为中国绘画源自内在，它是由画家心底的创造力绽放而出的艺术之花。

1918年起，喜龙仁多次来华考察，对中国古代绘画、雕塑、建筑等研究颇深。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喜龙仁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以中国艺术为主题的著作，包括《五到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中国早期艺术史》《中国早期绘画史》《中国晚期绘画史》和《中国园林》等。喜龙仁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大部分主要门类，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等。对中国艺术研究者与爱好者而言，这些著作为他们提供了关于中国艺术的第一手资料与讯息，推动了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