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臣君

看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人以独特的方式与时间对话。从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到《幼学琼林》《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及《千家诗》的启蒙，工作后对《史记》《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对《陶说》《中国陶瓷史》的精湛解读和触类旁通，冯永谦的“人生三书”不仅开拓了学术视野，也见证了他如何将个人兴趣与专业研究相结合，为考古学领域贡献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过米寿之年的冯永谦刚从阜新考察古城址归来。对于正加速消失的古迹，冯永谦希望能够及时用文字和照片加以记录、留存下来。从他1954年进入东北文物工作队算起，七十年如一日的现场调查、发掘、整理资料、学术研究，以对古代文化的深刻洞察，成就了一段段令人钦佩的考古生涯。

在他家中，记者对冯永谦进行了采访。

背诗 感受汉字“色香味”

本报记者：您能够在小时候接受长达7年的私塾教育，可以说读遍了四书五经，为什么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千家诗》？这本诗集对您有什么重要影响？

冯永谦：这本诗集是我童年读四书五经后的文学启蒙，也是我日后学术探索的重要基石。我认为无论是谁，若把《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背下来，就能做到“不会作诗也会吟”。现在这些诗集里边的很多诗，从头到尾我都能背。这些诗句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头脑中，成为我日后研究古代文化的坚实基础。

我曾说过：“中国的文字是带色、香、味的。”《千家诗》中的每一首诗，对我来说，都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我领略了汉字的魅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千家诗》的理解逐渐加深。我认识到，这些诗词不仅仅是文学的表达，它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对于我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知道，汉字是有平仄的，有平仄就有韵律，这让我在研究古代文化时，更加注重语言的韵律和节奏。

在我的生活中，《千家诗》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有考古调查或发掘我都写诗，现在手机里都有随时写的诗，没保存和删掉的不少，所写也有几千首吧。这说明了我对诗歌的热爱，以及诗歌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性。

《千家诗》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塑造了我的文学素养，而且深化了我对古代文化的理解。我的荐读，其实不仅限于《千家诗》，包括四书五经、《幼学琼林》《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曾经熏染过我的生活和精神，我至今仍能背诵《红楼梦》里的很多诗词，对一些小说的回目仍能背诵，对这些古代经典的学习不仅能够提升我的文学素养，也使我拥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在工作后迅速进入状态。

读史 深刻影响考古生涯

本报记者：您推荐的第二部书是《史记》，这本书的影响在什么方面？

冯永谦：我的学术生涯与阅读《史记》及《二十四史》联系紧密。自1954年起，我便投身于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至今已有70年。我的历史专著阅读之旅始于《史记》，这部司马迁撰写的历史巨著我前后用了2年时间精读，并做了大量的笔记。

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史记》中的一些篇章，包括《游侠列传》《苏秦列传》以及关于汉武帝事迹的记载等。

继《史记》之后，我将时间投向了卷帙浩瀚的历史文献——《二十四史》。在这部包含辽史的史书中，我再次投入了10年的时间精读、做笔记。我对《辽史》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历史事件的梳理，还对史书中的记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修正。

在《辽史》的研究中，我特别关注辽代的《外戚表》。我发现，原有的外戚表存在诸多错误和遗漏，如行辈颠倒、信息不全等问题。为了纠正这些问题，我进行了大量资料的收集和研究。通过考古发掘的墓志等实物证据，我对辽史外戚表进行了详细的校正和补充。后来我将研究成果发表在《辽宁社会科学辑刊》上，这篇题为《辽史外戚表补正》的论文详细列出了修正后的外戚关系，为理解辽代的政治结构和族群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识瓷 另辟蹊径叙述历史

本报记者：研究人类历史要从研究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着手，您把《陶说》《中国陶瓷史》列为第三类荐读，是不是与此相关？

冯永谦：在我的考古生涯中，陶瓷一直是我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看似平常的器物，实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比文字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活。因此，我对《陶说》和《中国陶瓷史》等书籍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能从中获得对陶瓷更深刻的理解。

《陶说》为清代朱琰著，以叙述景德镇窑为重点，全书分6卷。卷一“说今篇”，叙述了清代前期景德镇窑瓷器的面貌；卷二“说古篇”，叙述窑器起源远到种农氏时，下及唐及元代；卷三“说明篇”，记述明代历朝官窑；卷四至卷六均为“说器篇”，论述了唐虞直至明代各类窑器。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没有大量考古发掘之前，这是可以参考的最权威的一部中国陶瓷史，也是一部陶瓷器烧窑技术史。

陶瓷在考古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们是判断遗迹年代的最主要证据之一。通过对陶瓷的年代、制作工艺、纹饰等的分析，就能够准确地推断出遗迹的年代和文化背景。陶瓷器是最容易损坏的器物，损坏后就随便丢弃。但正是这些被丢弃的陶瓷片，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线索。在考古发掘中，抓住这些关键的线索，能为解开历史的谜团提供重要帮助。例如，发现在辽墓中出土的瓷器，有的带有“官”字款识，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认为是宋代的官窑产品。但通过深入研究，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些瓷器实际上是五代时期的产品，这一发现对于理解辽代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后来我撰写了《“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等论文，成为开拓性的发现。

除了对陶瓷的学术研究，我对陶瓷的制作工艺也有浓厚的兴趣。我曾专门到国内各地古窑址等陶瓷产地进行考察，了解陶瓷的制作过程，从选土、制胎、纹饰到烧制，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也加深了我对陶瓷艺术的理解和欣赏。

我推荐的“人生三书”，其实就是我个人的学术追求，也见证了辽宁考古学的成长与变迁。每本书的阅读，都包含着辽宁考古人不懈的探索和深沉的热爱，就此也造就了我的考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