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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因为经济状况不佳，袁枚“被迫再度短暂地前往陕西任官”。三年前，袁枚“用薪俸所得的三百金”买下当时还是废园后来因其文采而声名大噪的随园。然而，重新回归仕途的袁枚很快便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办法适应那种仰人鼻息、屈己折腰的生活”。重返随园的袁枚“大部分时间市隐于随园，读书、创作、会友、授业、漫游”，直至终老。

长期专注明清时期以来社会文化史、城市史的哈佛大学博士、《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作者李孝悌认为，袁枚之所以能过着一种为人称羡的生活，完全是出于个人有意的抉择。袁枚选择的生活只是本书关注的明清时代众多文人生活样式之一。

李孝悌的笔触细腻，分析独到，特别是他将文化与社会学巧妙结合后的解构能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书中，李孝悌从《桃花扇》引出大众文化主题，至而过渡到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围绕明末至民国初年文人、士大夫文化与城市生活，以中国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时期的江南为中心，通过对余怀、冒辟疆、王士禛、郑板桥、袁枚等人的研究，描绘其文化生活、内心世界等方面，展示出自明末时期以来的中国江南城市及这些城市中热闹、世俗、真实的市民生活，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历史与文明的想象。

本书所关注的几位文人、士大夫，无一不会钟情雅趣。一方面他们均会吟诗作画，以酒会友，传道授业，另一方面他们常常又会选择一个与大众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场所，比如冒辟疆的水绘园和袁枚的随园。“园”既有山清水秀的浓缩景观，又似乎也可以减少世俗干扰，一定程度上可满足文人、士大夫类似陶渊明那样世外桃源的美好想象。

所谓雅，自然相对于大众的世俗文化，但很难用具体的界限加以切割。这种超脱既体现在文人、士大夫对水绘园、红桥、随园这样特定场所的热爱，也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极致追求。文人对雅文化的追求，引得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商人的纷纷模仿，而文人又不愿与商人“同流”，追求极致成了更为自然的选择。比如即便放在今天，袁枚对豆腐食材的挑剔也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雅也并非远离就可以轻松实现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袁枚出于维持生计需要不得不重新出仕，这也成就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得意时做官，失意时归隐作诗。有趣的是，文人失意时作的诗往往更有穿透力，比如苏东坡等人。王士禛却算得是个不多的例外，他的“公正严肃、不畏强御”，外加早早声名鹊起的诗文才华，为他赢得不错的仕途。

鼎盛时期的水绘园吸引了南来北往的众多文人，但坐吃山空，晚年的冒辟疆家底渐渐被掏空，不得不以卖画和戏班维持生计，水绘园最终易主。不过，这并未完全颠覆冒辟疆坚持保有气节和精致的文化生活情趣。冒辟疆并未因生计真正脱身世外，他依旧经世济民，这也折射出他无法接受现实的挣扎心态。

去官后的郑板桥也只能以卖画勉强为生，孤苦为伴。穷困潦倒更有助于社会对他文人清高身份的认同。“透过书画，诗文营造出图像鲜明的文化、历史意境，以彰显他和城市流行品位的差异。这种对士大夫品位的坚持，在他刻意选择用赭墨代替胭脂，用经书对抗古董的姿态中，得到极致的发挥”。李孝悌从郑板桥身上看到了一种矛盾的心态：“扬州学派的学者一方面接受盐商的资助，一方面又通过联姻、教育及官僚的奖掖，建立了一个属于学派自身的认同，并与商人维持一定的距离。”

在李孝悌看来，冒辟疆、王士禛、袁枚等人情感上对传统观念的突破，显示他们对摒弃部分传统礼教的努力，他们不愿被过度束缚，拓展自己的情感世界。他们在情感方面尊儒和实现个人情感自由的努力，终于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东北师大教授赵强在《“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中指出，晚明时期“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相伴而行且相互影响：“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台湾学者巫忠恕对这一现象亦有深刻的解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着重分析了明末时期丝织业的发达以及消费变化。循着这一窗口看去，明清时期文人对雅趣的追求既是与现实努力切割，也是内心外化的表现症候。赵构认为，明清时期社会“审美、精神生活的世俗化、日常化是前现代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