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

看点

宋代文化如此灿烂，除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之外，较长时期的和平也是重要原因。一个武力不强的朝代，如何得以维持多年平顺年月？答曰：外交。但常言道，弱国无外交。那么，300余年的时间里，赵宋周旋于几个游牧政权之间，其间有什么样的秘辛？陶晋生所著的《宋代外交史》，清晰地进行了深描。

宋与辽、金、蒙元三个王朝的关系，与过去的王朝不同。在多元国际体系下，宋除了与辽、金、蒙元三朝进行战争外，还为了维持和平而采取弹性外交，与敌国进行多次谈判，订立了自古以来最多之条约，规范国际外交礼仪，交换大量使节，并在边界实行榷场贸易。这段空前的历史演变值得注意和探讨。

武功不值一提，文治却辉煌

论及历史上让人感到憋屈的朝代，宋代大概能拔得头筹。面对李煜的南唐政权，开国的君主还曾说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种彪悍之语，但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就软弱甚多，既没有汉朝“封狼居胥”或者“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也没有唐朝重创东突厥或者设置安西都护府的战绩。同样偏安的东晋，也曾有过淝水之战的荣光，可宋代的“一生”，基本都处于辽、金和蒙元的压迫之中。宋太宗也曾以“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自诩，然而两次对辽北伐，均大败而归。尤其雍熙三年（986年）的岐沟关大败，导致杨业兵败被擒，绝食而死。南宋的韩侂胄北伐金国，同样灰头土脸。唯一让人有点盼头的岳飞，结果又被诬陷而死。可能现实太残酷了，后代百姓就把希望寄托在了想象之中，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岳家小将，以及穆桂英挂帅、呼延庆打擂等各种传奇，都让人回味之时，涩中含泪。

宋代的武功不值一提，但文治却很辉煌。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也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代。”千年科举的“第一榜”，便是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 欧阳修主考的那场会试。一榜之内，有苏轼、苏辙、曾巩3人位列“唐宋八大家”，曾布、吕惠卿、章惇3人先后出任宰相，张载、程颢、程颐3位为理学大师。

宋代文化如此灿烂，除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之外，较长时期的和平也是重要原因。一个武力不强的朝代，如何得以维持多年平顺年月？答曰：外交。但常言道，弱国无外交。那么，300余年的时间里，赵宋周旋于几个游牧政权之间，其间有什么样的秘辛？陶晋生所著的《宋代外交史》，清晰地展示了这幅外交画卷。

陶晋生，1933年生，原籍湖北黄冈。其父陶希圣，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陶晋生主要致力于宋辽金史和边疆史、社会史研究，著有《金海陵帝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边疆史研究集》《女真史论》《宋辽关系史研究》《金世宗的本土运动》《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等。2001年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退休后，陶晋生被聘为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他开了一门“宋代外交史”课程，其成果就是这部《宋代外交史》。

《宋代外交史》从“宋代外交的背景”开始，到“联蒙灭金与宋亡”结束，共有13章，其中的重点是与辽金两国的外交。与辽国的外交，作者用了9章进行论述，有“澶渊之盟”的专章讨论，有外交机构和外交礼节的介绍，也有外交文书、出使报告以及出使诗歌的叙述。重要的“庆历誓书”，则放在宋辽夏三角交涉的视野中审视。对于金国的外交，大篇幅论述了南宋与金国之间的和与战。后期蒙古即将灭金之时，“南宋争取对等”是另一章令人心酸的标题。此外“联金灭辽与北宋灭亡”和“联蒙灭金与宋亡”两章，相似的场景前后上演，也令人慨叹不已。全书正文之前有“绪论”，正文之后有“结论”“后记”，还有“宋代外交大事表”和“引用及参考书目”两份附录。

强敌环伺下的生存之道

本书的研究对象，作者说“不是宋辽两朝或宋金的朝贡体系，而是宋朝与基本上对等的辽、金、蒙元三朝的外交”。其研究目的，是“要探究两宋在面对强敌时，是如何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行动，来解除强敌的威胁和侵略的”。就全书的呈现而言，作者的目的可以说成功达到。具体来说，这部书的佳处大致有三。

一是系统地观照。对于宋代与当时其他王朝关系的论述，已有不少论文，也曾有专书出现。但此前的著作，或者论及宋与一国之关系，如《宋夏关系史》《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等；或者论述宋代外交的一个方面，如《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宋代外交思想研究》等。像《宋代外交史》这样，梳理两宋300年间与多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但涉及外交活动、外交机构，还有外交礼节、使节交聘、外交文书乃至出使诗歌等内容，这种全方位的展示，还是第一次。作者说“由于至今还没有出现一本涵盖两宋与辽、金、蒙元三朝外交的专著，本书应当是抛砖引玉之作”，虽为谦辞，亦是实语。

二是丰富的细节。作者采用了鸟瞰视角，但阅读起来并不感到浮泛和干枯。其中原因，就是书中有很多细节呈现。比如澶渊之盟的签订，宋真宗如何在寇准建议之下御驾亲征，王继忠如何劝说萧太后议和，曹利用如何赴契丹谈判，作者都有交代。对于澶渊之盟的历史评价，作者也尽可能地多方采引，避免一家之言。无论是“《澶渊誓书》是此后宋辽外交的基础，从此发展为对辽外交的制度或‘澶渊模式’，也就是经由外交的谈判和物质的输送建立和平的对外关系”，还是“北宋亡于联金灭辽，多数大臣认为违背澶渊之盟是大失策”，抑或“澶渊之盟是从天下一元的世界观转变到南北、华夷平衡共存的世界观的转折”等，都给人一种复调之感。这种丰富性，在“庆历誓书”“绍兴和议”等篇幅更大的章节，有着更为典型的体现。

三是平实的叙述。作者是资深历史学家，史学即史料学的传统，书中体现明显。不少章节的外交史料，堪称简明的宋代编年史。就两宋300年的外交来说，不无令人扼腕叹息之处，但作者的叙述，却少见壮怀激烈之语。让史料的铺陈代替人为的评论，用平实的叙述代替语言的恣肆，是这本史学著作的另一特点。毕竟，看似朴拙的史料之下，自含奔涌的历史激情。宋太宗力图恢复之时，宰相李昉建言皇帝委屈一下自己：“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待到靖康之后，宋高宗回书金国，言“不意上国遽起大兵，直渡浊河，远逾淮浦。下国恐惧，莫知所措”。这些史实之下，即使不发感慨，千年之前的忍辱岁月也不难想见。历史不忍回首，且以书中引用的一首外交词作为本文结束吧：“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