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郁

■看点

塞耳彭是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家乡，除了短暂去牛津求学之外，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塞耳彭。《塞耳彭自然史》是怀特对塞耳彭自然生态的记录。这本书能够流传至今，已经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而是因为它的文学性。从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塞耳彭自然史》也是启蒙时代最好的脚注。

致两位博物学家的110封信

“草木一道，是很值得我们用心的。”吉尔伯特·怀特在写给丹尼斯·巴林顿的第40封书信中分析说，“它对人类最重要，生活的舒适与雅致，也最取赖于它。我们有木头、面包、蜜、啤酒、葡萄酒、亚麻、棉花等，全靠了植物；它不仅坚强了我们的心，升擢我们的精神，还使我们免于气候的肃杀，有楚楚的冠服。”（缪哲译）

这段话出自《塞耳彭自然史》，作者是18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是他用书信体的方式书写的自然观察记录，已经风行了两个多世纪。上面摘录的话可窥得怀特对自然生态，尤其是塞耳彭的一种感激之情，相对于原始人对自然的恐惧，现代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傲慢，怀特对待自然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依赖。塞耳彭是怀特的家乡，除了短暂去牛津求学之外，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塞耳彭。他出生于1720年，去世于1793年，一生横跨了一个世界开始进入革命和动乱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乡村牧师而言，世界的旧与新，冲突与变革似乎都与他无关。他们一家祖孙三代都是牧师，爷爷去世后给怀特留下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也不担心生计问题，后来有大学邀请他去任教，但他通通拒绝。他虽然是个牧师，但大多数时间也是闲职，因为他不想操心教区的事务，宁可享有一个清闲的职位，好把大把的时间用在对地方风物的观察上。正如在写给托马斯·本南德的第一封信中所言，“对博物一道，我自小就着迷，但不幸的是，邻居中素无因学业之故而用心于此者。无同好以相砥砺，难免身懒而心粗，进步之小，是可想见的”。

《塞耳彭自然史》主要收录的就是怀特与两位博物学家托马斯·本南德和丹尼斯·巴林顿的通信，前者收录了44封，后者收录了66封。这些信件开始的时候大概只为写着玩，是与两位博物学家之间的互通有无。我们可以想见，像怀特这样的人，一辈子定居在乡村，用他身边亲人的评价“是在平静、安宁中度过的，除四时的衰容，再无别的变迁”，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对村庄周围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自然生态进行观察和记录。但是这种观察和记录如果没有一个更大范围的交流和比较，很可能坠入一种“民科”的怪圈，他需要一个对等，甚至是比他更权威的专业人士的一种沟通意见。

偶然的机缘，怀特与本南德相识。像本南德这样的博物学家，他的足迹很广，曾在欧洲大陆进行长时间的游历和观察，出版过很多动物学的著作，对怀特来说，本南德是个很好的交流对象。怀特与他偶然结识，答应与他定时通信，提供塞耳彭本地的生态记录。本南德后来又介绍巴林顿与怀特结识。正是在巴林顿的建议和鼓励之下，怀特不仅坚持进行自己的观察，还开始有心编纂一部塞耳彭的动物志。在写给巴林顿的第五封信中，怀特还不是太自信自己可以编撰一部动物志，他回复说，“草创一部自然史，却无相助者，单靠一人的眼力，这岂易言哉！自然的田野，弥迤无尽头，其中可以供观察者，固多不尽数，但详为调查，以得其情伪，进展却是缓慢的；一个人穷多年之力所获取的东西，范围终是狭窄的”。

一个人在乡村的观察

从《塞耳彭自然史》的成书看，怀特的认知是正确的，凭借一个人的能力，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只是依靠个体仔细地观察，所能获取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像动物志、自然史这样的项目，最理想的状态，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穷尽所有专家学者的能力，才可能获取一些成就。一个人在乡村的观察，最多给这样的项目提供一个思路，一种观点，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但因为怀特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才让我们更加佩服他对自然的科学态度。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从事的观察一直都是正确的，他所能提供的就是一种朴素的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竭尽所能完成自己一个人的自然史。

但是，《塞耳彭自然史》能够流传至今，已经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也许更因为它的文学性。这样一本书，从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版，迄今为止已经有200多种版本，它的魅力自然不是因为科学性——科学的进步总让那些多年前的著作黯然失色，但是总有些书籍流传下来，科学性虽然丧失过半，但读起来饶有趣味，因为它的魅力已经从科学转移到了文学性上，“我们读它，部分原因……是它宛若图画，是它生动、逼真地描绘了往昔生活的某一时期”，“这些信笔写来、娓娓可听的信，我们首先应当作一块文学纪念碑来读。它们用入微的细笔，镌刻了一位业余的博物学家每日的生活”（格兰特·艾伦《导言》）。

这才是《塞耳彭自然史》的真正魅力所在，在每一封信中，怀特都详细讲述了某种生物的习性，他观察细致，描述生动，语言精准，适当的引文和议论也让人意识到，他是一名胸中自有丘壑，饱读诗书的学者。启蒙时代的读书人有这样见识的不少，但是能够这样开明和风趣的人并不多。

怀特在通信中，提及最多的应该是塞耳彭各式各样的鸟类，它们的生活习性、迁徙方式、群居形式、繁衍生殖等等，都会细致入微地纳入笔下。但是对我这样的外行读者来说，读《塞耳彭自然史》，更多的是发现一个18世纪的乡村牧师对世界的认识如何。举一个例子，在与巴林顿的通信中，他偶尔也会发表一些关于时代的议论，比如关于摆脱迷信的。他曾提到，有个身患癌症的病人，去一个教堂，有个素不相识的牧师把她叫到面前说，取活的癞蛤蟆，如此这般地服用，她的病可以痊愈。

还有一次，他说在他们村子里，有一排梣树，树身上都有长长的割口和疤痕。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按照某种说法，这些梣树是可以治疗脱肠症的，即常说的小肠疝气，经常在儿童身上发病。我们现代的治疗手段，用消疝贴贴上就可治愈，但是对他们当地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把身患脱肠症的小孩子脱光衣服，塞进割开的树缝里。一段时间后，再把树割开的地方用软泥抹上去，细心地包扎好。按照某种科学无法言明的方法，如果梣树上伤口愈合的话，那么小孩子的脱肠症也自然会痊愈了。

怀特评论说，启蒙时代，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陋习，但是，“天下的难事，莫过于摆脱迷信的偏见。它一落跟，即蓬然生长，烙下最持久的印记，与我们的每一天性相纠结，所以头脑最健全的人，也需要脱弃它。而知识不及者，则一辈子脱不了迷信，这是无足怪的，因为他们的心灵不曾淬砺于开明的教育，摆脱迷信，为他们力所不能”。

某种程度上，《塞耳彭自然史》已不单是一份简单的自然观察、文学纪念碑，它还是启蒙时代最好的注脚。科学逐渐代替迷信，脚踏实地地观察代替了胡乱猜想，模糊的自然逐渐露出了清晰的面目，蒙昧的人群在理性的指引下意识到，他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