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张爱玲读书广博，记忆力惊人，可是她说自己的记忆力糟透了。最近读闲书，发现她确实常常引错。

《谈看书》是一篇奇文，将人种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中外小说等一干书籍顺手引来，三四万字的长文也不屑于分个层次，也不管读者看不看得懂，跟不跟得上，只管将一支笔使弄得如大海游龙，穿云入水，所到之处，风生水起，波澜横生——掉书袋掉成这样，着实让人惊叹。开篇引《阅微草堂笔记》，确实有“张冠李戴”的地方。至于《喷水老妇》的故事，不是出自“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的《阅微草堂笔记》，而是出自“纤巧单薄”的《聊斋》。纪昀的这本文言小说集，一共引了4则，倒有3处不太准确。

引中国的古书如此，引西人著作的情况又怎样呢？《红楼梦魇》的自序说：“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巴头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这大概是说她力求简洁，用字能省则省。自序又说：“以前‘流言’是引一句英文诗Written on the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这里引的两句英文，也有两个小错。一处是“简短是隽语的灵魂”这句话，并非培根所言，出自《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佞臣波洛尼斯语；二是“Written on the water”出自济慈自拟墓志铭，原文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有人译为“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淇。《红楼梦魇》一时半会没有再版，这自序便也忘了改。至于对于西洋小说的内容，即便是张爱玲曾熟读的一部分，引用或加以说明的时候，也难免出错。

记忆力这么好，为什么会引错呢？自然是因为仅仅依靠记忆力。张爱玲几乎不买书，写东西需要参考书，到图书馆去借；偶尔买书，用完了，就扔掉了。所以，她的手边仅有一些绝版书，散文引书全凭印象，学术书也常如此。例如《海上花列传》第12回回目“背冤家拜烦和事老，装鬼戏催转踏谣娘”，她凭记忆拟出的注释是：“唐朝都中少女出游，联臂歌舞，唱‘长安儿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称‘踏谣娘’。见《太平广记》。”“踏谣娘”典出《教坊记》，张爱玲显然弄错了，后来据宋淇提供的《中文大辞典》的解释改正。她后来说：“‘踏谣娘’典故用得非常贴切。我还是在小学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当时书页已经泛黄了的，用密圈作标点的《旧小说》，收集笔记小说，包括《山海经》，有一则记长安少女出游，出自《太平广记》不知道是否记错了，但是那两句歌词我一直常常想到。”（1982年2月1日致宋淇信）“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出自沈亚之《异梦录》，见载于《太平广记》。她给苏伟贞的信中曾说，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印象不深往往就不记得。让我感到奇异的是：她为什么会选择记下这些？这种记忆为什么这么顽固而强大，竟然记上40多年不走样？

凭记忆记下来的东西，也许有些地方错了，可是那种选择性常常比原文还要精彩，这是张爱玲的一个特点。《走！走到楼上去》还有一个例子：“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怅然若失，说得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文中的那个譬喻很可能出自艾格尼丝·凯斯的《风下之乡》：“清晨，湾里的水一动不动，平坦湛蓝，像明信片上的图画。……分散在海里的蘑菇岛，那么小，那么完美，我似乎可以抓起一个直接寄回家，标注为‘来自婆罗洲的问候’。”赫胥黎在《千面葛瑞丝》中说衣服是个符号，是一个人精神的外显，换了衣服就是更换了灵魂，张爱玲则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两相比较，张爱玲似也更胜一筹。

严谨的学问家引文要核对原书，力求准确无误，张爱玲不是学问家，引文全凭记忆，也是任性得很。在时间酵母的作用下，封存在记忆坛子里的词语、典故、故事变了形，改了色，多了几分人生的醇厚况味，未尝没有一种铮然的金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