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凌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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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本报邀请专家、学者、书画家，从多角度为广大观众和读者解读展品，立体呈现其文化内涵。

辽博馆藏清代大画家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为绢本设色手卷，是此次“唐宋八大家”主题展的重点展品之一。本报邀请书画家、中国画理论与创作研究方向硕士、银川美术家协会理事马宝军，书画篆刻家、荣宝斋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为读者详细解读此作，并重点阐释其当代思考。

经典反映中国画笔墨灵魂

马宝军谈道，清代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在布局上，天空、湖面留白，主体描绘西湖十景。绿柳桃花、寺庙楼阁、小舟泛湖、千山叠翠、白云绕峰，画面形式感很强。中间实而上下虚，堤岸与湖面、近山与远山形成小的空白，将画面分割，与整体画面的留白有聚有散。山中云气环绕，化实为虚，几只小舟点缀湖上，变虚为实。中国画的留白在画中运用得极其巧妙，从布局上看，作者显然是参看过实景。

画面颜色以小青绿为主，用色清丽，用笔秀润，色不掩笔，笔不碍墨。山体以淡墨披麻皴为主，石头留淡赭石；山头以淡墨、草绿、花青点染而出；岸边树木先勾墨再渲染，最后提染、点染，整体突出一个“淡”字，雅致轻柔，是这幅画的主调。

王原祁是清初绘画史上的标杆式人物，其成就影响当时及后世。他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合称“四王”，加上吴历、恽寿平又称“清六家”。在当代美术教育中我们也很难回避“四王”，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点是画派集体的影响力。所谓“四王”并非只是“画坛执牛耳者”的四个人，或者是单指这四个人，而是代表了清初院体画家的集体力量和主导思想。“摹古”和“尚古意”是两个意思，摹、仿、拟、学、临等手段是中国画初学者必走的路线，因为与西方绘画直接写生不同，中国画必须先学习古人，强化笔墨练习，一根墨线的感觉和意味是要深入骨髓的，甚至最后变成一种直觉，是对中国画笔墨灵魂的解读。一位有成就的老画家只要一落笔就能让人感受到那种力量感，所谓“锥划沙”“屋漏痕”都是指用笔的力度。黄宾虹作画时，笔与纸的接触发出沙沙声，“春蚕食叶”即是如此。而王原祁自称“力能扛鼎”，那是一种对笔力的自信，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研习体悟功力之深。

这种向古人学习的态度更像是一种艺术上的总结和归纳。中国的山水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画的历史，其发展脉络之清晰，技法之完备，意境之高远，承载文化之厚重，远超花鸟画和人物画，甚至在题材和技法上包含了这两个画种，历代大师迭出，画论无以计数。王原祁深居宫廷，终日与大师经典为伍，自然对传统有比常人深入的感悟，那么笔墨之高妙，技法之纯熟也就高于他人，领时代之先也是必然的。

第二点是追求古意也是一种风格。与石涛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不同，这种风格不强调个性，而是笔笔有法，尚古意。尚古意是中国艺术中很高的追求，如赵孟頫的尚古，是避去南宋画风之凌厉豪放，追求五代之古韵；陈洪绶的好古是追求穿越历史的厚重感；乾嘉学派金石学的兴起也与好古之风有密切联系。王原祁学习百家，融合百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在他的画中可以看到董源、范宽、米芾、“元四家”、董其昌等人的影子，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落笔想画哪家就是哪家，但更多的是有黄公望、王蒙、董其昌的感觉。同时，与石涛的一地一境、笔墨变幻不同，他的画是规范化的，并非羚羊挂角。这种有迹可寻、能够追踪溯源的路数，学习者众多，很多人是顺着他的画，上溯认识“明四家”“元四家”，这当然是一条不错的学习路线，毕竟他是从经典中走出来的。

第三点是程式化与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王原祁对前人的归纳和总结是非常深入的，但他的问题是离自然太远了，游历太少，读万卷书而没有行万里路，因此他的画虽然笔墨臻于极致，而活力和生机却少了一些。我们往往反对程式化，其实对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来说，程式化是学习者进步最快的一种方式，它告诉你“四君子”怎么画，舟船车马怎么画，人物花鸟怎么画，不要犯哪些错误，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规律和手法，后面再去观察自然，深入生活，发乎于心，就会呈现自己的创造。至于风格和个人面貌的形成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实践。

湖光山色尽显匠心与巧思

刘鹏介绍说，杭州西湖自古就有着众多优美的景致，其中西湖十景最著名。西湖十景之称最早见于南宋画师的山水画题名，时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游西湖时赐题十景，四十一年（1702年）又刻石建碑，流传至今。

《西湖十景图》纵62厘米、横908.5厘米，是王原祁一件重要的宏篇巨制。该卷是其奉康熙皇帝诏令而作，从钱塘门开始起稿，把绕西湖一周的景物以横幅卷轴的形式，由右向左做平面的铺陈伸展，最后以涌金门外的问水亭作为结束，将西湖十景全部展示在画面之上，并用泥金分段标题景点名称于画中。

整卷画面，因为要完整呈现包含十景在内的很多真实景物和山水，因此在构图方面匠心设计，构思精妙。

王原祁将西湖一周的景物做平面延伸，避免了实景地图似的环绕罗列，所绘山水蜿蜒盘旋，层峦叠嶂，矫似游龙；山上翠岭横披、林草繁密，山石用披麻皴，树木用横点，层次分明，极富立体感，加之重施石青、石绿，使色调雄浑、郁郁苍苍，宛如屏障凌空而起；群山之中缀以溪涧、泉水、池塘、石窟等；山下则是姹紫嫣红，花团锦簇，亭台楼阁、古刹佛塔、红墙碧瓦，色彩浓艳，十分明快。湖面碧波如镜，轻舟泛游，长堤上更是桥影入水，柳丝低垂，倒映于湖水之中，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画面的下方呈现出大块的留白以表现湖水水面，山势的脉络用水与云气相连贯，使得画面结构紧凑，产生旷达悠远之感。

王原祁（1642年—1715年）字茂京，号麓台，别号石师道人，江苏太仓人，王时敏孙，擅画山水，宗法黄公望，但又能自出心裁，不受古法拘束，影响深远，从游者众，与王时敏并称“娄东派”。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人称王司农，以画供奉内廷，是清代著名的山水画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据《石渠宝笈》载，王原祁绘《西湖十景图》共二卷，款识相同，只是一为墨画分段标题，一为设色分段泥金书标题。两图是否同一蓝本，目前存疑，但从款识来看，后者有可能是在前图的基础上又精心绘制成卷的。另有《西湖图》一轴，素绢本，墨画西湖十景，款云：“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原祁”。泥金分段标题卷，即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馆藏的这卷《西湖十景图》，虽然到目前我们尚未见到另外两图，但从《石渠宝笈》所定档次来看，此卷应该是三幅中最好的一幅。

另外，此卷没有明确的奉勅所作年代，从画中作者署款的官职和分段泥金标题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是王原祁67岁或67岁之后的作品，是其重要的晚期作品之一。

此卷一直是清宫旧藏。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连同其他一批重要书画经天津运往长春伪皇宫。1945年被人民军队截获，后归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微论

民间美术中的牛文化

张 船

即将进入牛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牛常常成为温顺、善良、敦厚、勤劳、坚毅、诚恳、奉献等等的代名词，寄托了劳动人民的理想、祈愿和祝福，从而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同时也是艺术家们乐于表现的题材。

由于牛与农耕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牛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民间美术中关于牛的艺术品层出不穷。民间美术是社会民俗文化之视觉图像，其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直接、生动、鲜明、形象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我们常常在木版年画、刺绣、石雕、砖刻、泥玩具、剪纸等民间艺术中看到形态和表现手法各异的牛的形象。人们还把牛作为器物的造型制造日常生活的器具，牛饰品则代表了神的保护和祝福。

汉代的画像石上刻画有大量以牛为题材的劳动场景，如斗牛图、祥瑞图、牛车图、牛耕图等。这些图构思浪漫，造型夸张生动、古拙天真、单纯洗练、朴素平易，反映了人与动物、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

牛作为趋吉避凶，祈求丰收、力量与财富的传统吉祥符号，在民间剪纸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剪纸在民间又叫“窗花”，是我国民间最普及的传统手工艺之一，不仅具有装饰的功能，也能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与审美理念。大量的以牛为题材的民间剪纸，用鲜艳的红纸剪裁，突出了牛大方朴实、雄浑挺拔、威猛强壮的意象。山东莱州民间剪纸《牛与牧童》中，牧童骑在牛背上，牛用阴刻的表现手法，憨态可掬，牧童则用阳刻的表现手法，活泼调皮，给人质朴而清新的感受。整幅剪纸线条疏密有致、动静相依、平衡有序、简约单纯，生活气息浓厚，表达了劳动人民追求吉祥完满、消除祸害、平安喜乐的朴素愿望。

木版年画是传播广泛的传统民俗文化形式之一，涵盖了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和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桃花坞年画《天下太平春牛图》中以“打春”的民俗为题材，牛简洁质朴、深厚雄健的形象和“天下太平”的字样图案成为安定富足的象征和心理需要，是农耕社会老百姓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向往。

随着社会的发展，牛在我国民间美术中的形象除了被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更多的是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和审美内涵。可见，牛文化与中华民族相依相伴，具有深厚的民族审美心理和丰富的民俗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