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兆惠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从3月开始，出版界、读书界出现汪曾祺热，《汪曾祺别集》出版，《汪曾祺全集》加印，编过汪曾祺《后十年集》的梁由之还编了《百年曾祺：1920-2020》。此外，一些关于汪曾祺的图书将陆续上市。特别是网络，搞起“百年汪老”网红推文评选，看看“汪迷”“汪粉”谁最铁、谁最火。活动热闹时，应该冷静地问一下：为何纪念汪曾祺？

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爱汪曾祺。他是好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深受我们喜爱，他的百年诞辰理应纪念。我问“为何纪念汪曾祺”是在提醒自己，在汪曾祺热中要把握他的精髓。他的精髓，不只是他对生活如何热爱，他的小说、散文如何好，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经历所包含的价值。

在小说中，汪曾祺对笔下的人物怀着温情和敬畏，由此，评论者用“人道主义”“浪漫主义”来概括他，而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进一步解释：“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他关心的人，是小人物，是给主角“挎刀”的演员，进城谋生的保姆，看守大秋作物的护秋人，等等，七十二行无所不有。用评论家郜元宝的话说，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到居高临下的启蒙者的面命耳提或施舍怜悯，也看不到逆子谪臣的忧天将压与顾影自怜，只看到无数小人物和汪曾祺一起呼吸，一起说话，一起或悲或喜”。

他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短篇小说天生和小人物结缘，奥康纳说：“短篇小说讲的是小人物。”特雷弗也说：“英雄人物着实不属于短篇小说。”我想，汪曾祺如果写长篇小说，他仍然不会写风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这是他的文学经历决定的。

在纪念汪曾祺的日子里，我重温他的文学经历，体会到他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地关注小人物。他曾经在拔高、提纯的写作中挣扎过，这种痛苦的文学经历使他对拔高、提纯的写作方式刻骨反感，拒绝的态度毫不含糊。他是经过炼狱的写作者，他比别人更明白，小说的力量就在微小生命的表达中。小说和现实一样，活的生命才是生命，而活的生命是自然的，由不得人为地拔高和提纯。在小说中，在一切叙事作品中，人物一旦经过拔高和提纯，他就不是活的生命，尽管他完美纯正，但那只是概念层面的完美纯正，缺少生命的质感和活气。

读汪曾祺后期的作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我的突出感受是亲切。亲切感来源于作品人物自然朴实的状态。作者贴着人物写，读者贴着人物读，人物平淡地活着，结局或喜或悲，或圆或缺，自然天成，文学的力量就在这自然天成中。汪曾祺之所以能把人物的自然状态写出来，取决于他对生命的态度。他敬畏生命的自然状态。他是一个平淡的老人，入他眼的大多是平常人。他尊重、善待他们，他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梦想，那就是和谐。他在书写他们时，“把人性改成和谐”。汪曾祺对生命的温情和敬畏，就在这一“改”中体现出来。

辨识汪曾祺在写作中拒绝什么、坚持什么，是今天纪念他百年诞辰时最需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