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

提示

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在二十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就提出，传播形式将会出现由文到图的转变。互联网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把我们带入了“读图时代”。图像的直观性特点，使其逐步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样，历史中的图像，也不是一种静态的画面或者风景，背后隐藏着诸多的信息密码。这种背景下，如何解读图像，进行图像证史，就成为回看历史的另一种眼光。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以广阔的视野，对包括画像、雕塑、电影等多种视觉材料进行了分析，关注的重点并非这些图像本身，而是如何利用它解读历史，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机遇与危险。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开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在一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的自述中，沈从文解释了自己放弃写作转为学者的原因。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难以为继，沈从文颇有些不好意思，认为辜负了那个时代。但对于自己的服饰研究，沈从文却自信满满。尤其是他通过为观众免费解说展览，不断观摩实物而摸索出来的实践型研究方法，颇为得意，认为“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自信之下，他在自述中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了一些文史定论的可笑之处。比如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他说：“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如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的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使用。通过这些物证加以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沈从文略带讽刺的口吻，显示出来自湘西的“沈二哥”特有的耿直与可爱。沈从文的结论，未能成为共识，但他从图画中人物服饰来辨别画作真伪的方法，却是此前史学界很少使用的。长期以来，对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资料的搜罗与考证之中。王国维遗著首次结集出版时，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谈及王氏文史研究的路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夫子自道式的总结，代表了近现代我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路径。细看之下，就会发现陈氏所说的纸上之遗文、异族之故书、吾国之旧籍，甚至固有之材料，说的都是文字文献或考古实物。把绘画或图像中的信息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却很少进入史学研究者的法眼。正如敦煌学兴盛之初，也是研究其出土的写本文献，翩若惊鸿的飞天壁画，更多的是作为张大千们临摹的对象。这种研究偏好或者研究，在西方历史学界也长期存在。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历史学家……宁愿处理文本以及政治或经济的事实，而不愿意处理从图像中探测到的更深层次的经验”，以致另一位社会史学家把自己和同时代的同行称为“视觉文盲”。

沈从文用画中服饰式样来探究古画真伪的时候，与他同年出生的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也从诸多绘画中得出结论，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时装是从西班牙和法国传播到英国、意大利和波兰的。虽然沈从文的史学功力和理论自觉都与布罗代尔相去甚远，但中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图画的史学意义，代表了图像证史这种新研究方法的兴起。

图像证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同名专著。《图像证史》初版于2001年，2018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装帧，出版了第二版。彼得·伯克1937年出生于英格兰斯坦莫尔，1960年，伯克进入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62年，受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影响，伯克进入刚刚于海滨城市布莱顿成立的苏塞克斯大学。1979年后，伯克转入剑桥大学执教，直到2007年荣休。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彼得·伯克主要从事西方史学思想以及欧洲文化史研究，长于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有着百科全书式的宏观视野。他著作宏富，《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法国史学革命》《历史写作的新视野》《20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什么是文化史》《文化史的多样性》《制造路易十四》等都是其有影响力的著作。

作为一本系统梳理图像史学价值的专著，《图像证史》也体现出旁征博引、汪洋恣肆的特点。伯克在导论的第一句就明示，“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将图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这句总纲之下，伯克从“图像的证词”引入，到“超越图像学”和“图像的文化史”结束，用11章的篇幅，全面地论述了西方史学界出现的图像研究理论、历史，以及图像证史的主要领域。全书提及的图像内容涉及圣像、自然风景、政治宣传画、历史事件、世俗生活，种类则涵括木刻、水彩、油画、雕像、素描、摄影、漫画以及火药瓶画、蛋彩画等多个种类。知名的《清明上河图》，作为其中仅有的一副中国画作，出现在第六章“社会景观”部分，用来例证1100年前后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开封城里，妇女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和大街上，只有一位女性，是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行而过。

就像对《清明上河图》的解释只有上述短短一两句话一样，《图像证史》对几乎所有图画的解说，或者对其他学者观点的引用，都很少进行大段的阐述与解释，更多的是要言不烦的几句引用，让这些图像或观点附属在自己的行文论述之中。因此，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豫流畅的译笔之下，可以很顺畅地感受到图像证史的价值，宽广的适用范围，以及彼得·伯克思维宏阔却干净简练的写作特点。

当然，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知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没有陷入一般研究者容易对研究对象过分拔高的思维定式。在《导论》中他就提出，“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些可能存在的陷阱。”图像毕竟是图像，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但过分地在一幅画卷或一张照片之中考古式地爬梳历史细节，也不无陷入“图像证史”迷思的危险。正如有些风景画家或抽象画家所反驳的，我们所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思绪，想给观众带来一种审美情感，哪有那么多的细节可供挖掘？此话确实有理。不过这种反驳的思路，也正好是图像作为心态史研究的另一个例证。

熊十力在教导徐复观读书的时候，提出读书一定要先读它的好处。对于《图像证史》，亦应作如是观。书中提到，“图像可以帮助我们把古代的物品重新放回到它们原来的社会背景下”，想想也是，如果不是看到了唐代仕女图中的丰满脸庞，谁会直观感受到所谓的以胖为美，指的是这种圆嘟嘟的苹果脸呢？

（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